第四百零九章 廷辩(3/6)
压根没动几笔，而拿到手的赏赐却比之前的编修者足足丰厚了两个档次。
“监修官曹国公李景隆、副监修官忠诚伯茹瑺（伯爵是超品，品位大于正二品尚书，所以只念爵位），赏银百两，彩币六表里，织金纱衣一袭，鞍马一副。”
“总裁官翰林侍读解缙，赏银八十两，彩币五表里，织金纱衣一袭，鞍马一副。”
“.誉写监生、生员、儒士各银十两，钞三十锭，彩币一表里。”
到目前为止，算是把老朱第二次愉悦送走了。
由于是正经的朝会，所以还是来了一句习惯性的“有事可奏，无事退朝。”
在这一片和谐欢快的气氛中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没人会在这时候找事的，王景都躺板板了，谁还想上去触霉头？
可这口气刚松了一半，便忽然有人排众而出，正是工部尚书黄福。
“臣有本奏。”
朱棣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准奏，黄尚书但讲无妨。”
黄福应了声后，便将早已打好腹稿的奏疏念了出来。
“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有载：理财之道，莫先于农；为国之道，以足食为本。军国之费皆出于民，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，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？农者乃为治之先务，立国之根本。”
“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，然弃本逐末，鲜有救其弊者。先王之世，野无不耕之民，室无不蚕之女，水旱无虞，饥寒不至，自什一之途开，奇巧之技作，而后农桑之业废。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，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，欲人无贫，得乎？”
“古先哲王之时，其民有四，曰士农工商，皆专其业，所以国无游民，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。务俾农尽力畎亩，士笃于仁义，商贾以通有无，工技专于艺业。所以然者，盖欲各安其生也，所谓‘民有常产则有常心’，士农工商各居一业，自不为非，古之至理也。”
“臣闻陛下欲开海禁、行商贸，以求财利，为国大不妥也，望陛下深思之。”
黄福话音落下，整个华盖殿开始变得安静了起来，只余下间或起伏的呼吸声。
朱棣皱了皱眉，拿起龙案上还热乎的《实录》冷笑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黄尚书的意思是朕违背了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吗？”
“法无古今，唯时而已。”
当这句话从黄福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怎么都让大臣们感到有点奇怪。
“臣并无此意。”
黄福连忙否认，随即又恭敬地说道：“臣以为，只是如今国家方经战乱，正是应该与民休息，劝科农桑的时候，此‘时’与洪武开国之情形并无区别，既然‘时’一样，那么‘法’便不应该更易才好。”
得，黄福这是版本更新，迭代新打法、发力新赛道了。
他也不嘴硬什么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而是按着姜星火的理论，承认“法”可以变，但是得根据“时”来。
那么四年靖难之后的现在，整个北方乃至江淮都被打烂了，跟洪武开国时候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吧？
这时候朱棣不好在说什么了，他也委实辩不明白，于是看向了姜星火。
老和尚今日告了假，不知道去忙什么了，眼下也只有姜星火能说明白。
姜星火出列，拱手道：
“臣请廷辩，愿陛下允。”
廷辩，亦作“廷辨”，也就是在朝堂上公然辩论，用以辨别是非曲直，是我铁血大宋新发明才几百年的一种吵架模式。
一开始在北宋就有了，但是当时高粱河车神还觉得“若廷辩，恐失执政之体”（出自《续资治通鉴·宋太宗至道二年》），所以往往只是关系到国家未来路径的关键时刻，才肯由皇帝主持廷辩，譬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延和殿廷辩。
而到了南宋，据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繫年要录·建炎元年六月》记载，完颜构的小朝廷里对于主战主和经常争吵不休，所以就有了“执政中有论不同者，请与之廷辩”.而此风一开，南宋朝廷便不可断绝了，执政（宰相）们隔三差五就廷辩，吵一轮方肯罢休。
大臣们当然都是读史的，自然知道盐铁会议与延和殿廷辩，如今眼瞅着又开始了关于未来经济路径的争吵，这就要来一次大明版本的，当然是拭目以待。
“允。”
朱棣干脆利落地说道，随后往龙椅上一靠，看两人对垒。
百官们也饶有兴致地看着，但此时百官的心中，还是觉得黄福说的是挺有道理的，而且姜星火恐怕也不能用反驳王景的那套来反驳黄福了。
毕竟黄福都已经承认了‘法’要随着‘时’来变，但现在的问题是‘时’是一样的，‘法’还有必要变吗？如果变了，那么姜星火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。
既然允许廷辩了，那么姜星火自然不会客气，站在黄福对面，说道。
“黄尚书认为‘时’之相同，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。”
黄福拱拱手，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“洪武开国后，太祖高皇帝固然视农业为国家根本，曾言：‘君天下者，不可一日无民，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，食之所恃在农’。这是因为彼时方经元末战乱，国家财政难以为继，极为空虚，甚至不得不要求商人助饷（之前拍卖会遇到的徽商江家，上一代家主江元曾助饷朱元璋白银十万两），而同样正是因为元末战乱，道路断绝，自南宋建炎南渡以来积累的工商业也随着战乱而荡然无存，所以洪武
“监修官曹国公李景隆、副监修官忠诚伯茹瑺（伯爵是超品，品位大于正二品尚书，所以只念爵位），赏银百两，彩币六表里，织金纱衣一袭，鞍马一副。”
“总裁官翰林侍读解缙，赏银八十两，彩币五表里，织金纱衣一袭，鞍马一副。”
“.誉写监生、生员、儒士各银十两，钞三十锭，彩币一表里。”
到目前为止，算是把老朱第二次愉悦送走了。
由于是正经的朝会，所以还是来了一句习惯性的“有事可奏，无事退朝。”
在这一片和谐欢快的气氛中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没人会在这时候找事的，王景都躺板板了，谁还想上去触霉头？
可这口气刚松了一半，便忽然有人排众而出，正是工部尚书黄福。
“臣有本奏。”
朱棣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准奏，黄尚书但讲无妨。”
黄福应了声后，便将早已打好腹稿的奏疏念了出来。
“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有载：理财之道，莫先于农；为国之道，以足食为本。军国之费皆出于民，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，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？农者乃为治之先务，立国之根本。”
“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，然弃本逐末，鲜有救其弊者。先王之世，野无不耕之民，室无不蚕之女，水旱无虞，饥寒不至，自什一之途开，奇巧之技作，而后农桑之业废。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，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，欲人无贫，得乎？”
“古先哲王之时，其民有四，曰士农工商，皆专其业，所以国无游民，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。务俾农尽力畎亩，士笃于仁义，商贾以通有无，工技专于艺业。所以然者，盖欲各安其生也，所谓‘民有常产则有常心’，士农工商各居一业，自不为非，古之至理也。”
“臣闻陛下欲开海禁、行商贸，以求财利，为国大不妥也，望陛下深思之。”
黄福话音落下，整个华盖殿开始变得安静了起来，只余下间或起伏的呼吸声。
朱棣皱了皱眉，拿起龙案上还热乎的《实录》冷笑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黄尚书的意思是朕违背了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吗？”
“法无古今，唯时而已。”
当这句话从黄福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怎么都让大臣们感到有点奇怪。
“臣并无此意。”
黄福连忙否认，随即又恭敬地说道：“臣以为，只是如今国家方经战乱，正是应该与民休息，劝科农桑的时候，此‘时’与洪武开国之情形并无区别，既然‘时’一样，那么‘法’便不应该更易才好。”
得，黄福这是版本更新，迭代新打法、发力新赛道了。
他也不嘴硬什么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而是按着姜星火的理论，承认“法”可以变，但是得根据“时”来。
那么四年靖难之后的现在，整个北方乃至江淮都被打烂了，跟洪武开国时候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吧？
这时候朱棣不好在说什么了，他也委实辩不明白，于是看向了姜星火。
老和尚今日告了假，不知道去忙什么了，眼下也只有姜星火能说明白。
姜星火出列，拱手道：
“臣请廷辩，愿陛下允。”
廷辩，亦作“廷辨”，也就是在朝堂上公然辩论，用以辨别是非曲直，是我铁血大宋新发明才几百年的一种吵架模式。
一开始在北宋就有了，但是当时高粱河车神还觉得“若廷辩，恐失执政之体”（出自《续资治通鉴·宋太宗至道二年》），所以往往只是关系到国家未来路径的关键时刻，才肯由皇帝主持廷辩，譬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延和殿廷辩。
而到了南宋，据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繫年要录·建炎元年六月》记载，完颜构的小朝廷里对于主战主和经常争吵不休，所以就有了“执政中有论不同者，请与之廷辩”.而此风一开，南宋朝廷便不可断绝了，执政（宰相）们隔三差五就廷辩，吵一轮方肯罢休。
大臣们当然都是读史的，自然知道盐铁会议与延和殿廷辩，如今眼瞅着又开始了关于未来经济路径的争吵，这就要来一次大明版本的，当然是拭目以待。
“允。”
朱棣干脆利落地说道，随后往龙椅上一靠，看两人对垒。
百官们也饶有兴致地看着，但此时百官的心中，还是觉得黄福说的是挺有道理的，而且姜星火恐怕也不能用反驳王景的那套来反驳黄福了。
毕竟黄福都已经承认了‘法’要随着‘时’来变，但现在的问题是‘时’是一样的，‘法’还有必要变吗？如果变了，那么姜星火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。
既然允许廷辩了，那么姜星火自然不会客气，站在黄福对面，说道。
“黄尚书认为‘时’之相同，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。”
黄福拱拱手，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“洪武开国后，太祖高皇帝固然视农业为国家根本，曾言：‘君天下者，不可一日无民，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，食之所恃在农’。这是因为彼时方经元末战乱，国家财政难以为继，极为空虚，甚至不得不要求商人助饷（之前拍卖会遇到的徽商江家，上一代家主江元曾助饷朱元璋白银十万两），而同样正是因为元末战乱，道路断绝，自南宋建炎南渡以来积累的工商业也随着战乱而荡然无存，所以洪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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