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三章 意外收获(2/3)
再给我一次机会吧…这回我是真的长记性了！我以后连仆人送来的茶杯都不敢收！”
“她有没有说过，那盒子是她偷来的？”
费金顿了一下，眼神明显游移。
“说实话。”亚瑟补了一句。
老滑头低下脑袋，嗫嚅着：“她没说她偷了，她…她说是捡的。说是在储物间打扫卫生时，看见它孤零零地放在旧绒布上，盖着尘。她说，既然没人想起它，那我拿走也不算偷。她弟弟在海绵屋里快死了，而这只不起眼的盒子，或许能换他一条命。”
亚瑟没有立刻回应，只是伸出指节轻轻敲了敲柜台，思索着。
“她有没有说过她住哪儿？”
“没说，只说这几天可能还会来一趟，看看我有没有出手。”费金咽了口唾沫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她说如果出不掉，她就拿去当掉，也好救人。”
亚瑟点了点头。
“费金。”
“在！”
老家伙条件反射般挺直了身子。
“如果她再来，什么都别说。”亚瑟站直了身体，从怀里摸出支票夹，签了一张二十镑的单子交到费金手里：“你只告诉她，你找到了一个冤大头，愿意出五十镑买下这个盒子。这二十镑是订金，这笔钱应该足够让债主把他弟弟从海绵屋里放出来。至于剩下的钱，你就说我要过几天才能筹到。你和她订好下一次取款时间后，派人到兰开斯特门15号找我。”
费金点头如捣蒜：“是是是，我一定原话照说，一个单词都不带改的。”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“您请说。”
“别想着逃跑，好好配合我，我保你什么事都没有，但是…”亚瑟拉开门，一阵雨前湿冷的风灌进了屋里：“如果你昏了头要干傻事，不管你是跑去了印度还是塔斯马尼亚，结局都不会太美好。”
亚瑟踏出海事店，街道湿冷，将要下雨前的天气最是让人恼火，空气里满是潮腥与煤烟的味道。
几年过去，格林威治的街巷依旧蜿蜒，充斥着码头地区的粗粝活力。
但或许是由于天气不好，随着小雨降临，这些活力都被一阵疾风吹走了。
亚瑟连伞都懒得撑，只是将帽檐拉低了一点，任由风将大衣掀起一角。
他记得这条街的入口处原来有个修鞋的摊子，边上常常停着一个卖蒸肉饼的小车。
车主是个一脸红疹的老汉，那是中央大街小摊贩里唯一愿意和他打招呼的人，每次见面都喜欢摘下帽子问候一句：“今天的工作还算太平吧，警官先生？”
如今那摊子早已不见，只剩下角落里几只瘦得像鬼影一样的野猫，在腐败的鱼骨堆里刨食。
亚瑟踱过铺着碎石的巷子，向着特拉法加餐馆的方向走去，途中他瞥见了圣阿尔菲奇教堂边上的济贫院。
那扇大门没变，依然斑驳厚重，只是如今铁锁上新挂了一道铜牌，上头刻着——格林威治联合工作院，1834年新济贫法登记单位。
字体冷硬，冷的像铁。
对于伦敦的贫民阶层来说，这几年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，甚至较之以往更糟。
不列颠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贫穷定义为犯罪的国家了，根据1824年《流浪法》规定，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乞讨和露宿都属于违法行为。
而1832年议会改革的通过虽然引发了中产阶级的集体欢腾，但是当市民阶层走上台前以后，杰里米·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小市民阶层的结合却诞生了一个怪胎——《1834年新济贫法》。
更让亚瑟难以接受的是，他甚至还认识那位在新济贫法委员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：布鲁厄姆勋爵的私人秘书埃德温·查德威克。
亚瑟与查德威克曾经在霍乱期间有过一段紧密合作，但事实证明，即便同为杰里米·边沁的追随者，但是在不同议题上，他们依然会有不同看法。
新济贫法对国家补贴行为持有强烈敌对态度，他们提交了一份13卷长达数百万字的报告，竭尽全力证明应当在社会救济方面实行最不适宜原则，即：济贫院内的生活条件必须比最穷的自由劳动者更差，如此一来才能防止人们故意寻求救济，杜绝懒惰行为。
之前迪斯雷利去哥廷根游玩的时候就曾经向亚瑟痛骂过《新济贫法》，但是就现在看来，实际情况或许要比迪斯雷利猜想的还要糟糕。
在亚瑟还在苏格兰场当警察的时候，东区的贫民和流浪汉每周大约能收到3便士的救济，而在新济贫法通过后，这笔钱很快便降低到了1便士，而且这笔钱是针对那些有一定收入的穷人发放的。
如果你想要完全依赖教区的救助，抱歉，那你现在就必须去济贫院。
可是济贫院的日子也就未必好过到哪里去，新成立的中央济贫委员会对济贫院院长的主要要求就是控制预算、减少财政支出，而要想达成这一点，削减员工数量、降低人员素质、减少生活物资供应绝对是最容易的办法了。
当然，如果把伦敦贫民的处境全都怪在济贫委员会的身上或许有些不公平。
至少在亚瑟看来，贫民数量的增长、贫民窟的不断蔓延，主要是受到了迅速增长的伦敦人口驱动的。
亚瑟刚到伦敦的时候是1826年，当他还在约克乡下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村子里的许多人正不断向城市涌去。
这倒不是因为约克老乡们不喜欢
“她有没有说过，那盒子是她偷来的？”
费金顿了一下，眼神明显游移。
“说实话。”亚瑟补了一句。
老滑头低下脑袋，嗫嚅着：“她没说她偷了，她…她说是捡的。说是在储物间打扫卫生时，看见它孤零零地放在旧绒布上，盖着尘。她说，既然没人想起它，那我拿走也不算偷。她弟弟在海绵屋里快死了，而这只不起眼的盒子，或许能换他一条命。”
亚瑟没有立刻回应，只是伸出指节轻轻敲了敲柜台，思索着。
“她有没有说过她住哪儿？”
“没说，只说这几天可能还会来一趟，看看我有没有出手。”费金咽了口唾沫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她说如果出不掉，她就拿去当掉，也好救人。”
亚瑟点了点头。
“费金。”
“在！”
老家伙条件反射般挺直了身子。
“如果她再来，什么都别说。”亚瑟站直了身体，从怀里摸出支票夹，签了一张二十镑的单子交到费金手里：“你只告诉她，你找到了一个冤大头，愿意出五十镑买下这个盒子。这二十镑是订金，这笔钱应该足够让债主把他弟弟从海绵屋里放出来。至于剩下的钱，你就说我要过几天才能筹到。你和她订好下一次取款时间后，派人到兰开斯特门15号找我。”
费金点头如捣蒜：“是是是，我一定原话照说，一个单词都不带改的。”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“您请说。”
“别想着逃跑，好好配合我，我保你什么事都没有，但是…”亚瑟拉开门，一阵雨前湿冷的风灌进了屋里：“如果你昏了头要干傻事，不管你是跑去了印度还是塔斯马尼亚，结局都不会太美好。”
亚瑟踏出海事店，街道湿冷，将要下雨前的天气最是让人恼火，空气里满是潮腥与煤烟的味道。
几年过去，格林威治的街巷依旧蜿蜒，充斥着码头地区的粗粝活力。
但或许是由于天气不好，随着小雨降临，这些活力都被一阵疾风吹走了。
亚瑟连伞都懒得撑，只是将帽檐拉低了一点，任由风将大衣掀起一角。
他记得这条街的入口处原来有个修鞋的摊子，边上常常停着一个卖蒸肉饼的小车。
车主是个一脸红疹的老汉，那是中央大街小摊贩里唯一愿意和他打招呼的人，每次见面都喜欢摘下帽子问候一句：“今天的工作还算太平吧，警官先生？”
如今那摊子早已不见，只剩下角落里几只瘦得像鬼影一样的野猫，在腐败的鱼骨堆里刨食。
亚瑟踱过铺着碎石的巷子，向着特拉法加餐馆的方向走去，途中他瞥见了圣阿尔菲奇教堂边上的济贫院。
那扇大门没变，依然斑驳厚重，只是如今铁锁上新挂了一道铜牌，上头刻着——格林威治联合工作院，1834年新济贫法登记单位。
字体冷硬，冷的像铁。
对于伦敦的贫民阶层来说，这几年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，甚至较之以往更糟。
不列颠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贫穷定义为犯罪的国家了，根据1824年《流浪法》规定，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乞讨和露宿都属于违法行为。
而1832年议会改革的通过虽然引发了中产阶级的集体欢腾，但是当市民阶层走上台前以后，杰里米·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小市民阶层的结合却诞生了一个怪胎——《1834年新济贫法》。
更让亚瑟难以接受的是，他甚至还认识那位在新济贫法委员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：布鲁厄姆勋爵的私人秘书埃德温·查德威克。
亚瑟与查德威克曾经在霍乱期间有过一段紧密合作，但事实证明，即便同为杰里米·边沁的追随者，但是在不同议题上，他们依然会有不同看法。
新济贫法对国家补贴行为持有强烈敌对态度，他们提交了一份13卷长达数百万字的报告，竭尽全力证明应当在社会救济方面实行最不适宜原则，即：济贫院内的生活条件必须比最穷的自由劳动者更差，如此一来才能防止人们故意寻求救济，杜绝懒惰行为。
之前迪斯雷利去哥廷根游玩的时候就曾经向亚瑟痛骂过《新济贫法》，但是就现在看来，实际情况或许要比迪斯雷利猜想的还要糟糕。
在亚瑟还在苏格兰场当警察的时候，东区的贫民和流浪汉每周大约能收到3便士的救济，而在新济贫法通过后，这笔钱很快便降低到了1便士，而且这笔钱是针对那些有一定收入的穷人发放的。
如果你想要完全依赖教区的救助，抱歉，那你现在就必须去济贫院。
可是济贫院的日子也就未必好过到哪里去，新成立的中央济贫委员会对济贫院院长的主要要求就是控制预算、减少财政支出，而要想达成这一点，削减员工数量、降低人员素质、减少生活物资供应绝对是最容易的办法了。
当然，如果把伦敦贫民的处境全都怪在济贫委员会的身上或许有些不公平。
至少在亚瑟看来，贫民数量的增长、贫民窟的不断蔓延，主要是受到了迅速增长的伦敦人口驱动的。
亚瑟刚到伦敦的时候是1826年，当他还在约克乡下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村子里的许多人正不断向城市涌去。
这倒不是因为约克老乡们不喜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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