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千三百三十四章 众望所归(3/6)

这一世他们的怨气，没有那么大。这也不正是自己用意所在。当年种下的种子，今日开花结果。  

但是章越没变，日后自己主政，不论新党旧党只有自己认可方可留下。  

章越道：“旧党之中，也有司马君实，也有吕晦叔，也不可一概而论。何况我听说之前在殿上，章子厚反对司马君实举荐子瞻兄弟二人回朝。”  

苏轼知道章越没有答允。  

苏轼忧心忡忡地道：“先帝治天下二十年，用尽了权术。诗案之后，我本灰心仕途所谓。”  

“但此番相召，我是真想替天下尽分力。章公蒙陛下托孤，如何能见得朝堂之上分崩离析呢？”  

章越笑道：“子瞻莫非要调和新旧两党的党争，你与邢和叔倒是共论。”  

苏轼道：“邢和叔是趋利之徒。”  

“但我看得，若因党争而起，一旦新法尽废，新党尽逐的局面出现，则是势不可转。”  

章越闻言欣然，司马光此番启用苏氏兄弟，想借苏轼之击新党，但苏轼早已与自己同列一方。  

章越道：“子瞻喝茶！不知子由之论如何？”  

数日后，苏辙也回朝了，被高太后接见并授予中书舍人之职。  

是日，苏轼携弟同赴章府拜谒。  

此番入京，首谒非举荐他们的吕公著、司马光，而是先至章府。苏辙抵京当日，特在兄长府中盘桓一宿，兄弟促膝长谈至漏尽更阑。  

彼时司马光与吕公著所举二十一人中，除苏氏昆仲外，孙觉等数人亦已先后来章府投帖。当苏轼兄弟见孙觉正从章府辞出时，相视会心一笑——原来这位陈襄门下大弟子、新任吏部侍郎，亦已来此“认门“。  

章越特意安排孙觉与二苏“偶遇“，个中深意，不言自明。  

历史上的元佑时期苏轼，苏辙，还有孙觉，同属于蜀党，与朔党（刘挚），洛党（程颐）等分歧。  

苏轼在历史上决定保留免役法，孙觉主张保留青苗法。蜀党的主张虽是反对新法，但政见相对宽和，反对司马光一刀切的主张。  

旧党的意见也是五花八门。  

现在新党随着局势进行，逐渐四分五裂。而旧党本是反对新党，从四分五裂走向一起。  

现在新党势衰，旧党颇有卷土重来之势，但本是一盘散沙之状。  

以后如何相融？  

茶香氤氲中，苏轼先陈政见道：“我始终以为仁宗之政为媮，先帝之政为刻。”  

“若有其法使忠厚而不媮，励精而不刻，则为善也。”  

苏辙则道：“魏公，某则以为当校量利害，参用所长。”  

章越则点点头。  

苏辙道：“吾兄政见与我相公，但某则有一点，蔡持正断不可留。”  

章越抚掌而笑，暗忖这兄弟二人，一个如烈酒呛喉，一个似清茶回甘。  

苏轼尚存宽厚地道：“且看他山陵使后会不会辞相？”  

苏辙则道:“何须坐等？尘不自走，帚至乃清；事不自动，人为方成。”  

章越欣然，苏辙的政治见识果真高过苏轼一筹。  

你在那等蔡确辞相，那是永远是等不到的，那简直是一厢情愿。谁会自动放弃权力，只有自己动手亲力亲为。  

苏辙进而剖析：“魏公既受先帝顾命，乃大势所趋。此刻正该雷厉风行，清除蔡党以立威朝野，亦为陈和叔雪恨！“  

章越知道此事势在必行，但自己不愿给苏轼兄弟留下自己无情，不折手段的感觉。  

所以他故作踌躇地道：“之前官家在御塌上书‘召章越’三字，正是他向太后所言。”  

苏辙急道：“这正乃先帝遗命，非蔡持正所急。他不过如实而答罢了，否则不是欺瞒天下，欺瞒先帝？”  

“魏公，蔡持正此乃最是狡诈，这些年折在他手中之人不知多少？难道魏公忘了吕吉甫当年之事？”  

章越闻言脸上一抽搐，当年吕惠卿假意向自己示好，后又火烧三司之事，令自己和苏辙二人一起狼狈离京。  

真可谓是前车之鉴。  

对政敌一点情面都不能留。  

章越神色骤变，终是决断道：“好吧！”  

苏辙闻言大喜。  

“不过…”章越又肃然叮嘱：“不过本朝政治不是一味靠手段狠，靠立威。持正毕竟是宰相，宰相自有宰相的体面，切不可赶尽杀绝。”  

苏辙道：“此事请魏公放心。”  

“魏公宽仁。某这些年在野，已备齐蔡某罪状。既蒙钧谕，自当斟酌施用。”  

此言既显手段，又彰分寸，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，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。  

苏轼感叹道：“魏公，蔡持正，吕吉甫罢了，其他人当善用之。”  

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，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。  

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。  

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，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，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，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。  

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，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。  

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。  

苏轼无论在新党，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，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，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。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，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。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，除了吕惠卿外，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。  

换句话说，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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